iPhone 12不送充电器和耳机后省了17亿

　在知乎这样一个网络问答社区平台上，年轻网友们的声音出奇一致，那便是对大小周制度的声讨与质疑。仅仅 4 天后，一则关于“拼多多 22 岁女员工在凌晨下班途中猝死”的爆料，把舆论批评的声音推向高潮。

　　实际上，因加班而引起的类似网络讨论在过去两年间并不罕见，“996”“007”的流行语也是由互联网行业开始兴起，用以讽刺和批判行业内盛行的超长工时现象。然而，当虚拟网络中的反对声音来到现实世界，却像是遇到了一堵可以消音的墙，立刻不见了踪影。因加班而引发的劳动纠纷，或是离职型反抗，零零星星地发生，但并未成为一股显见的潮流。

　　在劳动力市场上，互联网行业的就业需求依旧旺盛，并成为近几年就业竞争最为激烈的战场之一。求职者清楚地意识到未来加班的可能，但依然热切地希望成为互联网行业的一员。而对于行业内部的雇员来说，如果企业能够满足高薪的诉求，加班似乎也并非完全不可忍受。他们在拥有其他职业选择的情况下，依然主动进入并留在互联网行业。

　　在这个意义上，加班不完全是企业单方面强迫的结果，而是基于互联网行业劳动者的“知情同意”。互联网加班制度得以获得稳固地位，既有来自于资方显见或隐蔽的控制与强迫，也是建立在劳方“同意”逻辑的基础之上。这支“加班探戈”必须由劳资双方共同配合，才能最终跳的起来。

　　那么，这些互联网劳动者为什么“同意”加班？换言之，为什么他们一方面对非八小时工作制的用工制度感到不满意，另一方面却又同意参与到加班过程中，并最终维系了资方与劳方力量悬殊的生产秩序？这种看似相互矛盾的态度与行为是如何同时并存的？其态度与行为的背后隐藏了怎样的时间认知？

　　权利时间观和商品化时间观

　　时间既是自然界物质的客观存在形式，也是存在于人头脑中的观念形式，和人的感性知觉相关联，而群体基于对时间的感受、认知和组织，形成不同的时间观。在互联网的工业生产体系中，至少存在着两种对于时间观念。其中，最为我们所熟悉的是权利时间观。

　　996 加班制度的批评者常常持有一种观点：休闲是劳动者与生俱来且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劳动者应当拥有休闲时间和自由权利，企业应当遵守劳动法的制度规定。这也是 996.ICU 活动发起之初的核心理念。

　　2019 年 3 月 27 日，一位名叫 996icu 的新注册用户，在代码托管平台 GitHub 上创建了名为 996.ICU 的项目，这个项目名字的字面意思是“工作 996，生病 ICU”，核心宗旨是反对互联网企业的 996 加班制度。

　　如果点开 996.ICU 的网站，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简洁的网页，背景是刺眼的纯红色，象征着人的血液与生命。网页的主体内容则是对中国法定八小时工作制的简介，并罗列了大量与八小时工作制相关的法规条例，包括“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
 

　但也曾有不同判例出现。去年 12 月，北京朝阳法院对 2017 年发生的饿了么外卖员撞伤路人事件进行了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拉扎斯公司（饿了么）对于骑手在送餐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不论是不是外包人员，公司都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 年我国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 8 亿人，参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 7800 万人，同比增长4%。

　　网约车、外卖员这类共享经济的服务者越来越多，平台扮演强管理属性的角色主观上却不愿意承担更多责任，劳动者群体权益保障问题似乎需要重新思考。

　　“外卖平台如果并未对骑手进行约束和统一管理，只是撮合交易，不建立劳动关系是合理的。因为一般而言骑手会和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务或者劳动合同，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平台对于骑手是有大量约束，这种约束除了显而易见的规定时间、地点报到之外，还有接单任务量和奖金等软性约束，且明显存在隐性的不合理设置的，导致骑手只能按照平台的政策要求和规定时间、地点去提供服务的，那么，这种软性的约束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应当与平台建立劳动关系，不然也是一种算法剥削的形式。”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严哲瑀律师表示。

　　系统利益最大化背后，个体权益困境无解？

　　去年 9 月，《人物》杂志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揭开了一个事实，外卖平台服务效率提升背后，是系统和算法对基层骑手个人安全与工作时长的疯狂压榨。近期外卖员猝死索赔难，再次将矛盾点指向个体劳动者在商业系统运作中的权益困境。

　　问题层层揭开，真正推动解决却非常难。

　　就以当前外卖运行体系来说，这个系统几乎符合了所有人的利益需求：资本变现需要催促平台做规模化扩张，商家打破服务空间限制要依靠第三方工具和流量，平台服务种类和时效性的提升留住了更多的用户，反过来大量的需求又给务工群体提供了低门槛就业机会。

　　在这个完整的闭环里，外卖员群体是被压榨的一方，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系统机制激励下的付出回报比远超工厂流水线一类的工作。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郑广怀教授团队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武汉外卖骑手的月均工资为 5882 元，与农民工月收入 3721 元相比，平台工人的工资水平较高。平台工人的工资收入体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绝大多数工资依靠派单提成，这也是平台工人拼命跑单的主要原因。

　　在外卖员猝死事件发酵的过去两天中，财经网接触的两位外卖骑手其实并不知晓网上热议的骑手权益话题。

　　区域代理商争地盘，站长的压力再通过订单分配给专送员，骑手只要不停接单就能拿到更多的奖励和薪酬，在这个系统里没有人能停得下来。

　　“个人是弱势群体，公司是强势群体，从整个制度安排上需要去保护个人权益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程华对财经网表示，“如今大平台业务依赖算法和系统运作，从外面来看就是一个黑箱，即便有相关规定和监管，具体落实和执行上也会有很多困难。监管机构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去了解平台的排序、派单、奖惩等的算法逻辑和规则，劳动者个人的举证也困难重重。”

　　“这就是说平台的力量和权力是非常大的，仅仅依靠外部的监督和政府的法律规定其实很难执行到位，解决非正规就业与人员的权益保护问题，大平台需要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去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程华补充道。

（编辑：怀化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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